小站稻
小站稻米质优异，脍炙人口。周盛传小站屯垦成功，始有小站稻的称谓，其后成为津沽名特产品。日本侵华奉为高级军粮，强禁稻农食用。 50 ～ 60 年代，曾以特二级优质米销往日本、东欧、东南亚、古巴等国家和地区。 1956 ～ 1957 年，全国 20 多个省市引调小站稻良种，各地远来学技，老农频出指导，年调籽种数万公斤，支援各地，振发了山东、宁夏等省区水稻的发展。
小站开发，仅有 120 年。但小站稻却是自北宋以来，千余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在历代先哲垦拓北海，法式南方的实践递鍃推进下，得以问世的，是整个天津屯垦史上的一个突出环节。曾以江淮粳稻为母本，但结果却优于江淮稻；曾以韩国、日本的稻种为 籽种，而品位却超越了韩国稻和日本稻；其前驱是葛沽稻，但比葛沽稻更胜一筹。 “ 一篙御河桃花汛，十里村爨玉粒香 ” 。南运河水夹带着漳河从黄土高原卷来的泥沙和氮、磷、钾等有机肥料，注入了小站的土地，以甜刷咸，化碱成腴，构成了独特的优质稻生长条件。至 1948 年津南解放前，小站稻一直是靠限制马厂减河上游用水，才保证了收获的，特产也有特殊的局限性。
新中国成立到公社化以前，小站稻种植面积，单产，品种进化，都达到空前高峰。其后，马厂减河、海河上游各河系，拦河截流，建库蓄水，九河下梢的天津，水量逐渐减少。 1968 年，独流减河切断了马厂减河，南运河水绝源，靠海河水维持。 1973 年，全区 “ 稻改旱 ” 。 1975 年以后，境内小站稻局部恢复。 80 年代末，津南区重新开发优质小站稻成功。 21 项有毒物质指标监测， 18 项为零， 3 项低于国家要求的数值，被命名为绿色食品。
种植渊源
辽圣宗统和五年 (987) 建立的盘山千像寺讲堂碑载： “ 幽燕之分，列郡有四，蓟门为上，地方千里，藉冠百城，红稻香耕，实鱼盐之沃壤 ……” ，这里所说千里幽燕的红稻香耕 ( 粳 ) ，鱼盐等等，其中涵盖了包括津南在内的天津沿海区域，是较早的种稻文献记载。宋辽对峙时，以海河为界，因之，海河亦称界河，当时，海口在泥沽一带。交界之处，多低洼积涝地区，到处成为塘泊。北宋利用这种地貌特点，拟广开水田以限辽戎马侵突。泥沽属清池县，清池县属沧州，曾任沧州节度副使而 “ 实专郡治 ” 的何承矩，率先提出了在缘边屯田种稻的理论，宋太宗很赞同何承矩的奏议，命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，实施屯田。淳化四年 (993) ，何承矩 “ 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 …… ，兴堰六百里，置斗门，引淀水灌溉 ” ， “ 大作稻田以足食 ” 。
第一年试种，没有把握好北方的节候，成熟得晚，赶上霜冻，没有收成，失败了。何承矩没有畏难，用江东早季稻的种籽下种，结果， “ 江东原应七月成熟的早稻，在屯田地八月成熟 ” ，试种终于成功。 “ 自顺安以东濒海，广袤数百里，悉为稻田，而有莞蒲蜃蛤之饶，民赖其利 ” 。其后，宋朝进一步完备该防线，将河北水田永为定制。到天禧四年 (1020) ， “ 诸州已屯田四千二百余顷，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 ” 。
庆历八年 (1048) ，黄河北徙，从 “ 泥沽海口 ” 入海，水源更为充沛。置高阳关路后，沿御河设有 “ 稻田务 ” ，管理种稻。后河北屯田司奏议 “ 丰年屯田，入不偿费 ” ，屯田不断减少。治平四年 (1067) ，朝廷 “ 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，募民租佃 ” 。
元至大二年 (1309) ，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， “ 拨汉军五千，给田十万顷，于直沽沿海口屯种 ” 。翌年，用钞 9158 锭，购买农具耕牛，拨给屯军。泰定年间 (1324 ～ 1328) ，翰林直学士虞集倡议： “ 京师之东，濒海数千里，北极辽河，南滨青齐，萑苇之场也 ” ， “ 用浙人之法，筑堤捍水以为田 ” ，但实效寥寥。至正十二年 (1352) ，丞相脱脱上言： “ 京畿近地水利，召募南人耕种，岁可得粟、麦百余万石，不烦海运，京师足食。 ” 明宝坻县令袁黄所著《劝农书》中说： “ 元虞集、郭守敬所谈京东水利，其言凿凿，而脱脱丞相循而兴之，果获厚利 ……” 。
明永乐二年 (1404) ，明成祖朱棣派功臣亲兵，大批移民到津南开荒种稻。弘治元年 (1488) ，丘浚又重提元虞集旧议，认为华北滨海平原皆可广行水利，化斥卤为良田。特别指出直沽 “ 截断河流，横开长河一条，收其流而分其水，然后于沮洳处筑为长堤，随各为水门，以司启闭。外以截咸水，俾其不得入，内以收淡水，俾不至浸 ” 。万历三年 (1575) ，工科给事中徐贞明提倡畿辅兴水利， “…… 永平、滦州坻沧州、庆云，地皆萑苇，土实膏腴，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，以成稻田，若仿集意，招徕南人，俾之耕籍，北起辽东，南滨青齐，皆良田也 ” 。万历十三年 (1585) ，徐贞明任尚宝司卿兼御史领垦田事。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卷十二水利部分，有注提到徐贞明，说他曾指出 “ 在天津北部濒海屯种，若如吴越人，田而耕之，则利十倍于苇 ” 。直到明末，汪应蛟屯垦十字围田，几代人的梦想，才算成为现实。
兴建围田
万历二十六年 (1598) ，汪应蛟受命任天津海防巡抚，万历二十八年 (1600) ，于白塘口、葛沽两处，垦种 5000 余亩，其中水田 2000 亩，每亩最高收四五石，余为旱田，多者每亩收一二石。
此后，陆续开发了东泥沽、西泥沽、盘沽、吴家嘴、辛庄、双港、何家圈、官庄等处。屯田种稻，采用的是江南围田耕作办法。以 “ 求、仁、诚、足、愚、食、力、古、所、贵 ”10 个字命名，编次其围田，人称 “ 十字围 ” 。
围田的格局是 “ 一面滨河，三面开渠，与河水通。深广各一丈五尺，四面筑堤以防水涝， ( 堤 ) 高厚各七尺，又中间沟渠之制，条分缕析 ” 。 “ 十字围 ” 均在海河右岸。地周围主干渠挖到 5 米 深，利于排涝和降低地下水位，减轻土壤盐分，并利用海河一日两潮，引水灌溉和排出尾水，使土壤盐碱成分降低。此种方法，适于低洼及地上水丰沛地区植稻。
汪应蛟见南方的兵士，不独习水战，而且能种水田，所以在 “ 倭寇平，撤南兵 ” 的时候，力倡留兵屯田，并 “ 辅以右卫军人二千三百余名 …… ，岁得美谷盖二万石有奇 ” 。但兵力是经常要调动的，后 “ 因援辽千名，即八千亩多芜，且有申言种稻不如取苇者 ” 。至 “ 万历卅五年，因收获不多，又任从长苇，两营兵皆采樵，有采廿八万束者，有水淹无一束者 ” 。汪应蛟在津南种稻事业，兴旺了五六年，到万历末，平倭退兵后， “ 已垦之稻田，十有七废，仅余葛沽而已 ” 。但围田种稻之法，对天津其后种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，万历四十一年 (1613) ，因修历书，为朝臣所不满，遂托病来到天津。从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元年 (1613 ～ 1621) ，先后 4 次屯田，调查访问，将开垦、水利、荒政 3 方面实践及心得总结于《农政全书》中。
徐光启初至津南时，大面积稻田荒废， “ 仅静海县之葛沽高地已田 ” 。他在家书里写到： “ 在天津荒田无数，至贵者不过六七分 ( 银 ) 一亩，贱者不过二三厘钱，粮 ( 赋税 ) 又轻，中有一半可作水田者，虽低而近大江，可作岸备涝，车水备旱者也。有一半在内地，开河即可种稻，不然亦可种麦种秫也，但亦要筑岸备水耳。其余尚有无主无粮的荒田，一望八九十里，无数任人开种，任人牧牛羊也 ” 。他在在葛沽购置 20 顷荒田，引来南方优良稻种，仍采用围田之法防涝，并戽海河水备旱，同时，利用海河潮汐进行灌溉。万历四十四年 (1616) ， “ 试种南稻，农师孙彪，用人粪干每亩施八石，结果稻棵疯长大如碗，根大如斗，含胎不秀，竟不收。后一年，每亩改用麻糁四斗，是年每亩收米一石五斗，科大如酒瓶口 ” 。他因地制宜，把长江一带稻棉轮作的经验，拿来推广， “ 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，种棉二年种稻一年，即草根溃烂，土地肥厚，虫螟不生 ” 。一水二旱的倒茬种植，是节水改土培养地力、防止周围地块返碱和消灭病虫杂草的成功经验。此轮作制在解放后尚有应用，不仅稻棉丰收，节水治碱，还可改种菜田。
徐光启不仅注意水利措施和种稻，还深入研究改造盐渍土，总结出因地施肥的重要性。《粪雍规则》载： “ 天津屯田兵言：碱地不害稻，得水即去，其田壮与新田同。但葛沽屯田兵又言：初年碱地不宜稻莳，下多不发，二年以后渐佳，后来更不须上粪，尤盛不碱者 ” 。他分析，近海重碱地初开不宜稻，因洗碱不够所致。万历四十五年 (1617) 终于完成了南稻北移。
天启初，后金在辽东战紧，百万难民水陆转徙进关。天津为京都门户，又是通向辽东要道，天津屯田，对京师和辽东战场均有重大意义。因而再度出现了屯田热潮。天启二年 (1622) ，巡按御史张慎言提出天津屯田奏议，总结归纳了官种、佃种、民种、军种、屯种 5 种方式，倡议继续推行。太常少卿董应举，也于同年上奏朝廷： “ 臣近到何家圈、白塘口、双港、辛庄、羊码头、大人庄、咸水沽、泥沽、葛沽，见汪司农往日开河旧迹尤存，可作水田甚多 ……” 。结果，董应举获准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务。他将流民在各地安排屯垦，在津以公款买民田 12 万余亩，合闲田 18 万亩，仿效汪应蛟之法，在何家圈、双港、白塘口、辛庄、葛沽等地围田种稻，所获 “ 积谷无算 ” ，屯利益兴。这期间，直隶巡按兼提督学政左光斗，河间府水利通判卢观象，兴办屯学， “ 屯童入学给以武生衣巾，授之水田百亩，使自耕之，每亩收租稻一石，专设秀才名额，中秀才后，继续留在屯学，等待考举人、进士 ” ，结果 “ 人争如流水 ” 。明末朝政腐败，党争激烈，终致屯田难以持久。
雍正三年 (1725) ，海河流域遭受大水灾。清政府派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轼主持畿辅水利。雍正五年 (1727) ，设水利营田府，分立京东、京西、京南和天津 4 个营田局。陈仪领天津局， “ 统辖天津、静海、沧州，兴国、富国二盐场。 ” 陈仪首先恢复了已废弃的 “ 蓝田 ” ， “ 浚旧渠，引潮水灌溉滋培，秧苗蕃盛 …… ，于是官民相劝，共营田三十余顷 ……” 。另外，又恢复明朝屯田旧迹，此后官营水田和私营 ( 官民自营 ) 水田竞相扩展，在津营田十围。其中，贺家口围官营 38 顷 92 亩，自营 9 顷；何家围官营 83 顷 16 亩，自营 23 顷 40 亩；吴家嘴围官营 27 顷 92 亩，自营 14 顷 41 亩；双港围官营 38 顷 25 亩，自营 38 顷 72 亩；白塘口围官营 64 顷 67 亩，自营 4 顷 72 亩；辛庄围官营 61 顷 62 亩，自营 59 亩；葛沽、盘沽 2 围官营 59 亩，自营 4 顷 91 亩；东、西泥沽 2 围官营 35 顷 27 亩，自营 6 顷 28 亩。
陈仪主持开垦水田的方法，基本是沿袭明代汪应蛟的作法， “ 筑十字围三面通河，开渠与河水通，潮来渠满，则闭之以灌溉 ” 。这次营田，海河干流右岸附近的大片土地得到了开发，总面积是明代十字围的 4 倍， “ 白塘、葛沽之间，斥卤尽膏腴 ” 。使一部分围田连成一片，如 “ 蓝田 ” 与贺家口围，东泥沽围与西泥沽围等。各围引水渠道，逐渐向离河较远的洼地延伸，形成了互相连通的引河。 “ 十围 ” 持续时间不长，到乾隆四年 (1739) ， “ 存者贺家口、葛沽两围而已 ” 。
盛军屯垦
小站建镇、小站稻拓植成功，是盛军对天津的两大贡献。小站稻卓尔不群，历史功绩系于马厂减河。该河两岸使用南运河水与海河水灌溉的水田，都视作小站稻作区。这一作区内生产的水稻，集中了北方粳稻的优点，作为商品粳稻，均称做小站稻。在此以前，天津素以葛沽稻著称。咸丰初年，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，在咸水沽营田 3540 亩，葛沽营田 750 亩，其营田方法仍是挑沟建闸，引潮水灌溉，并就地招农民，发给资本认种。其后，移交崇厚管理。崇厚的屯田思路，仍然是依附于海河，而李鸿章、周盛传则进步为另辟水源，在开拓上超过了前者。
同治十三年 (1874) ，周盛传奉李鸿章命，在修筑新城 ( 今属塘沽区 ) 的同时，试办 “ 海上营田 ” ，在新城门外，试垦万亩，虽播种不多，获稻不下数千石，成效已有可观。
周盛传总结了元朝以来屯垦废兴的经验教训，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，提出了东自新城，西至马厂，沟通海河与南运河，大兴水利，涤卤刷咸，垦荒 50 万亩，圩田种稻的宏伟设想。在《详陈津东水利并拟开海运各处引河由营试办屯垦禀》中说： “ 自岁内 …… ，由运河沿起，顺新辟大道 …… ，亲行逐段履勘，见天津、静海之交，俗所称南洼水乡，今年悉已涸出，而弥望荒废百里，内外尽为石田。益慨然于土旷民稀，非所以卫津辅。而屯政与海防相为表里，诚不可一日缓矣 ” 。
光绪元年 (1875) ，周盛传率马步 13 营由马厂移驻小站，扎营 18 座，开始了 “ 盛军营田 ” 。先开小站至新城出海河段 15 公里 。又开小站至咸水沽引河 ( 今月牙河 ) 10 公里 。并分别于北闸口、小站西、官港建大石闸，引甜刷咸，实行咸淡分流。同时，就营前隙地购材建屋，以止商旅。正式命名小站为新农镇。五月，李鸿章到小站勘工，嘉其节省，奏饬盛军疏挑减河，兼办屯垦。盛军购外洋火轮水车4 架，又造风力水车、手摇水车、脚踏水车、畜力水车 2300 余架，从山东潍县购买耕牛 800 余头，以资耕耨。
光绪二年 (1876) ，盛军开挖减河下游，自新城至大沽入海河段，在南开 ( 今属塘沽区 ) 别开支并于西沽、南开、西小站各建石闸 1 座。翌年，改咸水沽通天津独孔木桥为铁柱 3 孔石板桥，增建咸水沽西南 2.5 公里 处 5 孔木桥。开新城东南经北店子、南天门、宁家圈、黄家台至西小站减河 ( 今 八米 河 ) 20 公里 ，建闸1 座，以排咸水。又于新城小西河上游，傍减河右堤外，开支河 20 公里 达西小站以进甜水，并在西小站左侧建石灰闸 1 座。光绪四年 (1878) ，开泥沽通海河至东大站沟通马厂减河 ( 今双桥河 ) 10 公里 ，建石灰木闸3 座；咸水沽绕潘家沟至仁字营 10 公里 ，沟通海河与横减河，建石闸、灰闸各 1 座；咸水沽减河至小站街心河 10 公里 ，建石券闸 2 座；咸水沽减河至西小站减河 ( 今四丈河 ) 10 公里 ，建石闸、灰闸各1 座；东大站至小站河 5 公里 。光绪五年 (1879) ，开泥沽、咸水沽一带咸水河 ( 含今跃进河 ) 20 公里 。改建咸水沽、小站等地石闸，筑新城大闸，基础密排梅花桩，上覆三合土，盖青石板，以糯米汁调碎石子和蛤蜊灰粘合。闸板以铁条、螺钉连接为整体，或以生铁铸成，并装有滑轮， 可任意启闭。并依此法改建、新建了多处石闸。
光绪六年 (1880) ，周盛传统率盛军步队 11 个营，铭军步队 10 个营，古北口、保定、大名、正定、河间等处练军步队 13 个营，共 34 个营分段自靳官屯向东开河 32.5 公里 ，接盛军前开之河，并建成靳官屯石质 5 孔大桥闸。至此，由靳官屯至西大沽出海，全长 75 公里 的马厂减河全线贯通。沿河分建石、铁柱板桥 4 座、大型闸 6 座，下游开横河 6 条 ( 即今四丈河、月牙河、双桥河、跃进河、新城小西河、南开河 ) ，分注海河。垦区之内沟洫汊河纵横交错，引甜水灌溉，排咸水刷碱，渠系分明，桥闸涵洞配套齐备，以小站为中心的垦区基本形成。盛军开垦稻田已达 6 万余亩，民营稻田达 13.6 万亩，为小站世称 “ 北国鱼米之乡 ” 奠定了基础。
小站垦区以马厂减河为主干渠，自静海靳官屯，导南运河水东北流，经潮宗桥、西小站、小宣闸为 5 孔大型桥闸，闸孔、闸墩均为 1.9 丈宽。百余年保存完好，至今使用，代表了当时国内水利科学技术水平。马厂减河从西小站至靳官屯闸，长约百里，西小站富民闸与靳官屯闸 “ 互相表里 ” ，承担汛期排洪和蓄水灌溉， “ 乘时蓄泄，操纵在人 ” 。
小站垦区的土地，在盛军屯垦前，均为私人所有，只是靠近咸水沽南部有小面积熟田， 其余都是 “ 斥卤之地 ” 。业主或收刈草之利，或寄粮于灶，略认草课，本无粮差。盛军屯垦的土地，都是光绪元年 (1875) 从业主手中购置的。小站垦区购地总数为 “ 一千一百三十八顷六十三亩九分二厘二毫二丝四忽四微 ” ，计发地价 “ 大钱三万五千零二十七串零二百文。 ” 原业主为咸水沽的 43 家，葛沽的 16 家，杨岑子的 29 家，邓岑子的 6 家，徐家坨子的 1 家，汪家圈的 1 家，共 96 家。
军能垦而不能尽种，民能种而不能自垦。盛字军营务处设局， “ 募人领种，或富民认垦，或流民来归，或兼募南人为之倡导。 ” 光绪初年，黄河流域大旱，直隶、山东、河南逃荒至小站地区的人很多，安徽人也多有到小站垦区定居者，自光绪六年十月至七年十二月 (1880 ～ 1881) 民户领种熟田约 14500 余亩， “ 每亩分别等则，酌收大钱一二百文不等。车屋等项照时估计缴价，所收领费分发各营弁勇，藉偿劳贳力 ” 。
小站屯垦最大耕作单位仍叫 “ 围 ” 。 1 围长宽各 0.5 公里 ，合田 540 亩，除沟、路占田 127 亩外，实垦 413 亩。每围实积田又分 16 等份，约 25 亩 1 份，叫做一田，垦治一田的计划投资为牛水车 1 辆，合大钱 20 吊；车棚 1 间，合大钱 16 吊；庄房 4 间，合大钱 120 吊；车水造田牲口 1 头，合大钱 30 吊；犁耙锹锄杠筐绳索全副，合大钱 8 吊；耕牛放喂需人工 3 名，合大钱 72 吊；草料合大钱 21 吊 600 文，即垦治一田需大钱 287 吊 600 文。
周盛传认识到 “ 南运河会漳河浊流，本有 ‘ 石水斗泥 ' 之喻，其肥尤可化碱而成腴矣。 ” 这一认识是有科学道理的，漳河流经黄土高原，带大量泥沙汇入南运河。据有关部门测定，每吨黄土含氮 0.8 ～ 1 .5 公斤 ，磷 1.5 公斤 ，钾 20 公斤 ，大量沉积的有机肥料，是改良小站垦区盐渍土地的好条件，是小站屯垦成功的重要原因。
盛字军总结了前人水利工程症结之所在，改进了施工技术。认识到历代屯田失败 “ 盖缘引水河沟规制太窄。海滨土质松懈，一遇暴雨横涝，浮沙松土，并流入沟，惰农不加挑扌宛，不数年而淤为平地。 ” 汪应蛟围田，沟渠深广各 1.5 丈，而马厂减河 “ 口宽十至十二丈，底宽四丈五尺至七八丈，深八尺至一丈二三尺，挖出之土于两岸十丈外各堆成堤，庶堤内共有三十余丈容水之地 ” ，形成复式河槽，既扩大了容水之地，又防止了主堤岸受涝水坍刷。
前人建闸不牢固， “ 海上硝土，遇水则泻 ” ， “ 上下坍刷，日久必致倾圮垫淤，此闸洞所以易废也 ” 。为此，盛军烧用境内的蚌蛤壳代替石灰，掺入碎石，浇以米汁，锤炼镶入闸底丈余方圆，以御冲荡。闸板置两层，上板可以启动，下板固定，上板提起，水能流过，而泥沙被下板挡住，便利捞泥肥田，又防止了渠道淤塞。此法沿用至今。
光绪二十年 (1894) 盛军调离， 20 年的苦心经营给小站人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。
近代兴衰
盛军是正军，为行战之师，在特定的背景下，他们开辟小站，建成小站垦区。光绪二十年 (1894) ，盛军奉调开赴中日甲午战争前线，离开了耕耘 20 年的小站。其时，昔日人烟稀少，满目盐碱荒滩，遍地萑苇丛生的小站，已成为城防俨然，民居栉比，街道宽畅，店铺林立，田野广阔，阡陌纵横，河渠流水潺潺，岸边杨柳依依，水里鱼蟹成群，空中沙鸥翔集，夏季一片碧绿，秋成遍地金黄，经济、文化相对发达的北国鱼米之乡。
光绪二十二年 (1896) ，清政府面对失去管理，日渐荒废的小站垦区，设立小站营田管理局，招集农民和遣散士兵耕种。当时规定每户可领种 10 亩，每亩年租银 6 钱至 1 两不等，但一般穷人不敢领地，怕官方言而无信，中途提租，特别是怕无力出钱修河挑沟，因此大部分土地被退职官员和退役士兵所领。光绪二十六年 (1900) 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，小站曾一度被德国侵略军占领，生产受到严重破坏。三十一年，小站地区荒地日趋增多，清政府又设立小站垦务局，办理招垦事宜，后与营田局合并。
民国期间，军阀混战，巧取豪夺小站田地。
民国初年，军阀张敬尧之女在小站一带收买土地，成立勋记公司，于中塘、孙家甸、大芦庄 、翟家甸一带，占有水旱田 2 万余亩，加上大量荒洼草地，共 43100 亩。 1920 年，北洋军阀徐树铮成立开源垦殖公司， 1925 年，在军粮城、茶淀建立农场，在境内占有大量土地，种植水稻。同时在军粮城设立工作站，在垦区内设立水稻试验站，这是著名的军粮城稻作研究所的前身，也是我国华北地区最早的稻作研究基地。
1928 年，小站营田由天津警备司令部营房营田管理局管理。 1930 年将小站营田赠送南开大学做校产，设校田管理处，征收地租做教育补助费。 1937 年由冀察绥公署营田管理处接管。其间，小站垦区的稻作管理流于形式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停滞不前，产量低，效益差，加之封建剥削，稻农不得温饱。
1937 年，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后，张敬尧眷属将稻田出卖给日本人。日本侵略军先后在小站成立军谷公司、米谷统制协会，跑马圈地，强占民田，对津南地区农民进行疯狂掠夺。同时成立华北垦业公司，统辖小站、军粮城、茶淀 3 个稻区。小站 82 户农民，于清光绪十五年 (1889)
承租大地主璩姓在西小站一带的土地 4000 余亩，业经数十年辛劳，辟荒成熟，赤卤不毛，尽成膏腴。 1939 年，璩姓强行提高租价，每亩增收 5 角。 1940 年，租价再次提高，每亩增收一元二三角，并答应保持农民永佃权。 1941 年冬，裕德堂家长璩华甫擅将稻田盗卖给日本东一公司 ( 农场 ) 。 1942 年，东一公司勾结小站警备队长城地永夫，迫令农民将永佃权之地交给东一公司。农民代表范少山等据理力争，城地永夫对其施用种种酷刑，逼迫交地，并将范少山枪杀。
日本集团和私人经营的藤井、香川、兴华等 21 个农场、公司占地 106939 亩；小站电化水利组合占地 92794 亩。
另外还有增兴农场、大和农场、昌太农场、新桥农场、示范农场、三井农场、大农农场、相川农场等。日本侵占的总耕地达 20 余万亩，无数稻农被逼得无家可归，佃农无地可耕，流离失所。日本侵略军以贱价收集稻谷，充为军需、民食，严禁稻农自食和买卖稻米。沦陷期伪天津市公署规定，津郊所产稻谷由米谷统制会统一征购，由天津平衡仓库或军谷仓库储存，严格控制。日伪军警、勤农队经常进行大搜查，对食用、买卖稻谷 ( 米 ) 者任意杀害。 1942 年，日伪实行黑豆、豆饼、蚕豆粉限量配给，稻米、面粉禁绝。天津市内有钱商户遂有偷向津南农民高价购买稻米的。葛沽人吕宝发，每月向天津八大家之一的振德杨家，冒死送稻谷两包，可得大洋 20 元，某夜，在茶棚哨卡被日本人 “ 大盖三 ” 和 “ 小地木 ” 查获，把吕宝发用枪托打倒，用绳索住脖颈，驾摩托车拖死在路上。
咸水沽人李家驹与小站人杨作志，用自行车驮运大米，夜间在石柱子河装船，然后转道海河去市内，米未装船即遭查获，被绑到小站日本侵略军守备队门前，纵狗咬杀，李家驹当即毙命，杨作志花 200 块大洋请翻译赎命，商会作保，幸免死难。
王家场刘姓母女，相依为命，母病，女儿拾稻穗捣米，给母亲熬稀饭，看病路过花店桥，日本侵略军小队长井野抓住刘母向嘴里灌稀屎，刘母呕出米粒，被当即用刺刀捅死。随后强奸刘女，刘女跳老海河自尽 …… 。
日本侵占后，所设农场完全以军事封建掠夺为目的，其经营方式极为落后，非常野蛮，土地被分割成碎块，强迫当地农民或所谓游民当佃户，从事奴隶式劳动，佃户除负担沉重租额外，稻谷悉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掠取。
1945 年日本投降后，河北省在小站成立营田管理局，管辖原营田局和大安农场。农林部在天津接管华北垦业局，建立河北垦业农场管理处，下设小站、津郊 ( 原八里台 ) 、军粮城、张贵庄、茶淀 5 个农区，经营管理合作农场。国民政府制造种种借口，欺骗压榨原土地所有者，拒不发还被日本强占的土地，实行分佃收租或包佃收租，且苛捐杂税、征购、征借，不可胜数。 1946 年，小站地区曾暴发两次抗立掠夺性租约，坚持永佃权的斗争。另外，由于管理混乱，技术落后，水稻品种混杂退化，特别是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弊端和国民政府忙于内战，农业生产无暇顾及，至解放前夕，水稻亩产量仅 200 公斤 左右。
新的辉煌
一、发展
第一次高峰
津南地区 1948 年 12 月 20 日 解放，中共天津县委从 1949 年初开始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土地改革，消灭封建剥削，农民分得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，政府加强了对水稻生产的领导。津沽区农垦局对农民使用国有土地的征收比例，执行《定额分红制暂行办法草案》，取消土地收租。为解决农民生产资料不足，进行多次实物放贷。 1949 年，先后贷放稻种 10.35 万公斤，豆饼 450. 9 万公斤 ，硫酸铵19. 7 万公斤 ，硝酸铵4. 5 万公斤 ，柴油356 大桶，煤 1500 吨。同时天津县政府贷出豆饼 307.85 万公斤，硫酸铵 13.65 万公斤，玉米 2. 8 万公斤 ，小米7.65 万公斤，现金 1135 元，柴油 21 大桶，花生 2400 公斤 ，稻种 20 万公斤。
人民政府从 1949 年至 1957 年，先后投资 217 万元修建和补修闸涵洞 1588 处，新建 4 座大型扬水站，提高了排灌能力，解除了咸水危害，并连年发放生产及生活贷款，促使全区水稻迅速发展。在这期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兴起，对水稻生产起了巨大推动作用。因此，翻身农民的种稻热情空前高涨。
1953 年，成立天津市农林水利局，进行津南洼改造，建成双林农场。天津市公安局于 1956 年在小站宁家圈，垦植稻田 2 万亩，建立板桥农场。全区从解放初到 1956 年，共开垦荒地 40835 亩。到 1957 年，扩大水稻面积 6.5 万亩。
1949 年水稻面积 17.24 万亩，平均亩产 225 公斤 ，总产量 3879 万公斤，发展到 1955 年水稻面积 21.6 万亩，平均亩产 369.5 公斤 ，总产量 7981. 2 万公斤 。1957 年，稻田面积达到 26.44 万亩，平均亩产 328.4 公斤 ，总产量 8683 万公斤。 1957 年与 1949 年相比，面积增加 53.4% ，平均亩产增加 46% ，总产量增加 1.24 倍。
是年，全区水稻播种面积占天津市稻田面积的 22.8% ，稻谷总产量占全市的 31.6% ，出现了建国后水稻生产的第一个高峰。
挫折和低潮
1958 年，遇到了大旱，马厂减河和海河上游修建了许多蓄水工程，致使水源大量减少，水量严重不足，全区水稻种植面积急剧下降，到下半年又受到 “ 五风 ” 的干扰，在生产上搞形式主义的 “ 大兵团作战 ” ， 在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时，大搞高指标，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。
由于水源不足以及政治上的各种影响， 1959 ～ 1961 年水稻生产一直处于低潮。 1961 年水稻面积 14.09 万亩，平均亩产 230.1 公斤 ，总产量 3242. 5 万公斤 ，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比1949 年还低。
第二次高峰
1963 年，挖通洪泥河，疏浚月牙河，实施海河水南调。先后改造、新建 6 个扬水站，扩大灌溉面积。同时经过纠正 “ 五风 ” 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，全面贯彻 “ 农业八字宪法 ” ，大抓科学种田，小站稻经历 1958 ～ 1962 年连续低潮后，生产又逐渐上升。 1963 年，水稻面积已恢复到 21.34 万亩，比 1958 年增加 5.64 万亩，平均亩产 312 公斤 ，比 1958 年增加 79.5 公斤 ，总产量达 6662. 3 万公斤 ，比1958 年增加 3012. 05 万公斤 ，面积、亩产、总产分别增长35.9% 、 34.2% 、 82.5% 。 1964 年，水稻面积 22.79 万亩，平均亩产 339.4 公斤 ，总产 7735. 5 万公斤 。都呈现增长趋势。到1965 年水稻生产形势更加高涨，种植面积达到 24.67 万亩，平均亩产 421 公斤 ，总产量达到 10380. 5 万公斤 。区内出现了长青、咸水沽、葛沽3 个亩产 500 公斤 的公社，并有 50 个亩产 500 公斤 的大队、 297 个亩产 500 公斤 的小队，全区亩产 500 公斤 的稻田达 8 万余亩，占稻田面积的 32.4% 。亩产、总产创小站稻历史最高纪录，是小站稻生产第二次高峰。
1966 ～ 1971 年，每年水稻种植面积维持在 23 万亩左右，平均亩产 250 ～ 400 公斤。其间累计，区内稻田面积和稻谷总产量分别占全市的 18% 和 23% 。
这期间支援外省、市水稻良种 200 万公斤。并受河南、山东、宁夏等省区特邀，派出许多种稻能手做技术顾问，前往指导水稻生产，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。
解放后的 22 年来，小站地区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优质稻米，为对外贸易争得了市场，每公斤小站米能从国外换进 2.5 公斤 小麦。从新中国建立到 1971 年，全区向国家贡献小站稻谷累计达 15 亿公斤。
二、改旱
全区农业用水原有两个水源， 60 年代马厂减河水源被切断后， 70 年代其唯一的海河水源，用水也越来越困难，因海河水量减少，仅能确保居民生活用水和城市工业用水。 1972 年 6 月，海河水位下降至 0.2 米 ，影响了电厂用水。为此，各级领导多次做出水稻改种旱田作物的决定，但由于改旱思想不够坚决，且又受当时陈伯达 “ 有水种稻、无水也种稻 ” 谬论的影响，有些社队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，一味追求种稻。是年，又遇上特大旱灾，大部分稻田插秧后水竭苗枯，全区当年种稻面积 7.43 万亩，平均亩产 51.5 公斤 。在此之后，又由于受林彪、 “ 四人帮 ” 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，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不管有水无水，一律禁止种稻，大搞一刀切，已经插上稻秧的，一旦发现也强行拔掉，不然就是政治路线问题，就是破坏生产，以反对党的领导进行批判。因此， 1973 年全区只种水稻 1957 亩，全市仅剩稻田 2.4 万亩。
1974 ～ 1977 年主要为保护小站稻优良品种，而种了一部分水稻保种田，每年种稻面积控制在 5000 亩以内。稻田改旱后全区粮食产量明显下降，一度全区粮食亩产只有 135 公斤 ，以致高产粮区变成吃国家返销粮区，种旱的 6 年间吃国家返销粮达 2340 万公斤。
三、恢复
1976 年 10 月，粉碎 “ 四人帮 ” 后，天津市委提出 “ 开源节流，自力更生，自备水源，恢复和发展小站稻生产 ” 的指导思想， 1977 年水稻面积比前几年略有增加，到 1978 年面积已发展到 4.35 万亩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，给水稻生产带来了新的活力。 1979 年，水稻面积扩大到 10.5 万亩，平均亩产 323 公斤 ，总产稻谷 3396 万公斤。 1980 年，水稻面积为 13 万亩，平均亩产 272 公斤 ，总产稻谷 3537 万公斤。到 1981 年又遇严重干旱， 1 ～ 6 月份降雨量仅 74 毫米 ，为常年同期的二分之一。
为抗旱夺丰收，区政府提出 “ 两手准备，立足种旱 ” 的决策，大量引进抗病高产的旱田作物品种，设法引导群众种足种好旱田作物，并根据历年水源变化规律育了一部分水稻秧苗，作好雨季到来时毁旱插秧的 “ 两手准备 ” ，当年全区利用雨季抢插水稻 7.28 万亩 ( 主要是麦茬稻及雨季稻 ) ，秋后平均亩产 124.7 公斤 ，总产稻谷 907. 5 万公斤 。是年其他粮食作物产量也低，玉米亩产 144.5 公斤 ，小麦亩产 38.5 公斤 ，产值仍属水稻高。群众对此总结出一些经验，“ 种好麦子，育好秧，种上棒子 ( 玉米 ) 等插秧，看雨确定水和旱，两手准备心不慌 ” 。在全区粮田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，粮食总产逐年有所提高，主要原因之一是充分发挥水稻生产优势。
80 年代后期，扩大水田面积。 实施了月牙河、卫津河、洪泥河 3 河打通工程及小水利配套工程，并对二级河道和主要干、支渠进行清淤，使之蓄水量达到 540 万立方米。另外开挖坑塘、洼淀建成一批养鱼池、养苇塘，小水库，共新建小水库 13 座，坑塘洼淀 11 处，共可蓄水 576 万立方米。小水库汛期蓄水排涝，旱时送水救急。还将城市污水净化和科学处理，用于稻田灌溉。并且发挥全部机井作用，实现渠水、井水、淡水和二淋水结合使用，每年种植水稻稳定在 5 ～ 7 万亩。
1985 年，中央农牧渔业部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优质稻米座谈会，再次把小站稻列为名特产品，使小站稻区干部、群众受到很大鼓舞。全区粮食生产从 1985 年始连续 6 年获得丰收，其中稻谷的增产起了保驾作用。
1995 年，粮食总产 7289. 2 万公斤 ，稻谷总产3151. 8 万公斤 ，占粮食总产的43.2% 。
四、排灌方法
排水泄水工程
稻田废水、淋水通过排水毛渠、斗渠、支渠逐级落差，排泄进入大型干渠，而顺流入渤海。初期，马厂减河南有外边河排咸系统，在大沽入海河，马厂减河北及海河南岸的咸水，当海河落潮时排入海河流入渤海。 1958 年，提出清浊分流，咸淡分家。于 1959 年，开挖了贯通全区的大沽排水河，农田咸水，各排水河咸水可自然排入。
小站稻田排灌渠系的设置，都是采用排灌相间方式。灌水干渠设置在灌区最高地带，干渠的长短与大小，根据灌区面积的大小，灌水水源，排水出路的远近确定。斗渠的长短也依每条斗渠内的稻田面积确定，一般长 1000 ～ 1500 米，斗渠的间距一般为 400 米 ，排水间距主要根据土壤盐碱轻重和排水性能确定。土壤盐碱度轻，排水性能好的毛渠，间距为 30 米 左右，土壤盐碱重，排水性能差的，一般间距为 20 米 。排水沟的深度都在 1 米 以下。
排灌形式〓小站稻在育苗期采用水床育秧，用水来调控秧田空气、温度、水份，遇有阴雨、低温天气，采用大水护苗，有时因水大造成烂秧、不扎根及绵腐病，而又采用适当落干练苗的办法，解决不扎根和烂秧问题。现今绝大部分采用改良水床育秧及塑料薄膜育秧，秧田灌水容易掌握。水稻插秧后，各生育阶段的灌溉管理方法，也不断改进，将 50 年代的大水漫灌法改为小水勤灌及间歇灌溉。只有在插秧后返青阶段及幼穗分化期、开花期、灌浆期采用深水灌溉，一般灌水深 2 ～ 3 寸。其余时期均保持浅水，并重视分蘖后期的落干烤田，以控制无效分蘖及后期倒伏，视稻田土质、肥力和水稻长势长相，掌握烤田程度，轻的烤田时间 1 周，重的烤田时间 10 天。
五、栽培特点
重视改良盐碱地
稻田的拉荒洗碱，是减低稻田盐碱程度的关键，它利用淡水把土壤中有害盐分溶解出来，然后通过水的下渗力，使盐分渗到排水渠内排出田外，通过充分洗盐把土壤中氯化物、硫酸盐等可溶性盐类，降到 0.15 ～ 0.01% 范围内。
农民重视拉荒洗碱的质量，首先是作好拉荒洗碱前的各项准备工作，检查田间灌溉排水工程有否坏漏的地方；其次是注意拉荒洗碱顺序和每块地拉荒次数和用水量，按先洼地、后高地、先近处、后远处的原则分段进行，顺序不能颠倒。拉第一遍荒时利用晒垡后土壤干燥，空隙度好，盐分易溶出，脱盐效果好的特点，用大水、深水且在地里停留时间长些，使土块内盐分一次溶出，所以水的深度要淹没全部土块，以免盐分聚集到尖部，形成盐碱土块。
第二遍拉荒水可小些。拉荒洗碱次数视土壤盐碱轻重而定，土地长芦草、茅草、马绊草的拉荒 2 遍，长有马绊草和间有黄蓿草的拉荒 3 遍，只长黄蓿草和碱蓬禾果的地要拉荒 3 遍以上。
80 年代，由于水源逐渐紧张，为了节省用水，拉荒洗碱次数一般改为 1 ～ 2 遍，特别重视第一遍拉荒洗碱质量，只要拉好第一遍，可以将土壤中三分之二盐分排出，水源不足时不再拉第二遍。
农民把平整土地作为改良盐碱地的重要措施。
在开挖灌、排沟渠时如果堤埝缺土，则从地内高处取土，如果土方过剩，则把多余的土垫到地内洼处。还有在高处地块，每隔一定距离挖一条沟，将表土先放一边，底土倒在洼处，再把表土盖在上面，以免造成土壤肥力的悬殊。土地高低相差不大的，耙地时进行平整。盐碱地还要通过深耕晒垡，疏松粘重土壤，增加通透性能，以利溶盐和排盐。深耕在秋季或春季土壤干燥情况下进行，并尽量提早完成，以增加晒垡时间，深耕要求达到 20 厘米 左右。农民对盐碱地改造，重视使用有机肥。小站稻田施用有机肥种类很多，有堆肥、厩肥，还有豆饼、碎皮、干鱼，以及不含有害盐分的城市杂肥，每亩使用量 1 ～ 2 立方米，在耕地时均匀撒在地里，通过耕翻压到土中。 50 年代，每亩稻田施有机肥 5000 公斤 以上； 70 年代，推广种植绿肥； 80 年代，实行氮磷配比，磷肥突破，对盐碱地改良起到明显作用。
不断开发新技术〓 80 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优质米生产开发，以满足市场及经济腾飞的需要。 1985 ～ 1988 年，共引进优质稻品种 20 余个，通过鉴定涟香 1 号、黑糯、京香 1 号、京香 2 号品种独特，能解决市场上特种需要， 1988 年，京香 1 、 2 号投入批量生产。区农业科技部门从 1989 年开始，在东泥沽二农场建立 100 亩无公害水稻生产基地，以有机肥取代化肥，以优种合理栽培，以生物农药取代化学农药。所产稻米经中国北方食品监测中心化验，表明在影响米质的 21 项有毒物质指标中， 18 项为零， 3 项低于国家控制标准。区政府投资在东泥沽村建精米加工车间，批量生产小包装精米 ( 亦称免淘米 ) ，专门供应宾馆及大饭庄。
区有关部门大力推广水稻测土配方施肥。 1985 年，葛沽镇水稻专业户郑永泰承包的 500 亩稻田，采用配方施肥方案，比原来自行施肥方法，每亩增产稻谷 32 公斤 。 1986 年，咸水沽水稻专业户吴国良承包稻田 70 亩，采用配方施肥，效果也比较好。
1988 年，全区稻田已经普遍推广。 1990 年，区建立配方加工车间，批量生产配方复合肥。稻田的机耕、机耙在 70 年代已普及，而育苗、插秧、收割和加工作业的机械化在 70 年代仅停留在试验阶段，从 80 年代开始推广。 80 年代末，确立了水稻全方位机械化生产，实施万亩水稻机械化作业示范工程，各项工序全部由机械化代替人工，再配以模式化栽培技术，南洋、东花园、东泥沽等村首试成功，取得较好效果，通过专家鉴定。
六、种植技术
小站稻米质优良，米粒微长淡绿，晶莹透明，如玉似冰，蒸熟后银珠粒粒，芬芳四溢，庭院飘香，故而闻名中外，远销欧亚各国。小站地区水稻种植形式多样，有春稻 ( 禾直秧 ) 和晚稻 ( 麦茬秧 ) 之分，春稻品质较优，晚稻前茬种麦子一年两熟产量高。
稻区农民重视培育壮秧，在育秧方法上，过去一直采用水床育秧。但技术性强，稍有管理不当，即发生烂秧。秧田采用旱耙地及日灌夜排的灌溉方法是防止烂秧的主要措施。 1956 年后，试验改良水床育秧，成苗率高，一般都在 85% 以上，芽象锥尖，粗壮，根数比水床多，到 60 年代大面积推广。 60 年代中期开始塑料薄膜育秧，出苗迅速整齐，保苗率达到 90% 以上，秧苗生长快、粗壮、根长、根多、叶色绿，此方法延用至 80 年代。
80 年代后期推广水稻盘育秧 ( 与水稻插秧机配套 ) ，有的还搞铺纸育秧，都取得成功。
插秧旧有 “ 栽稀长密 ” 的习惯，一般行距在 8 ～ 9 寸，最稀地达到 1 尺见方。 1955 年，区推广水稻密植，依靠主茎争取分蘖是水稻高产的重要措施，主、蘖穗比例要求达到 1∶1.5 。
水稻种植密度普遍提高到甩六退六 ( 即六寸 ) ，甩六退七，每亩插秧 1.4 ～ 1.6 万墩，每墩插 6 ～ 8 株，这种密植延用了 10 余年。 60 年代中期贯彻农业 “ 八字宪法 ” ，水稻密度进一步提高，一般采用甩六退五，每亩插秧 1.6 ～ 2 万墩，每墩 5 ～ 7 株。 1967 ～ 1968 年推广辽宁省的拉线插秧法，确保一定行距。 70 年代，种植密度减小，成为甩六退七。 80 年代，学习柏各庄农场水稻密植高产经验及辽宁大垄密植经验，种植密度又有提高。以行距 9 寸，株距 3 寸或 4 寸，每墩 3 株的大垄密植提高产量，表现有效穗多，倒伏轻，发病率低，田间管理方便等特点。
挠秧既除去田间杂草及混杂的稻株，且可疏松土壤，促进根系发育。对挠秧质量 50 年代以前要求很严格，要搜墩过垅，提稗子抹埂。将稻田用手抓一遍，挠秧要弯腰在秧垅中间用手和脚除草松土，把拔下来的草、稗等埋到秧田泥土里，一可积肥，二可净地。一般秧田挠 2 ～ 3 遍，个别的挠 4 遍。
七、品种变更
北宋在河北沿边屯田种稻时，系引用江东品种，栽培较为普遍的有红莲稻、金城稻、罢亚稻，而津南地区种植较多的属红莲稻。清光绪年间，小站屯垦稻田，种植从安徽引入的大、小红芒，大、小白芒，齐头白等早熟稻品种及适应深水处栽种的葡萄红、葡萄黄品种。 1916 年，直隶农事试验场试种水稻新品种，当时栽培的有大白芒、小站糯稻、北京红马尾、北京白马尾、北京紫金，并试种从日本引进的关取、青杆、细杆等品种。
1938 年，种植从日本和朝鲜引入的中生银坊主 ( 简称银坊 ) 、爱国 ( 又名金钢稻 ) 、陆羽 132 、水源 52 、水源 85 等品种。
1951 年，小站幸福之路农民用 “ 一穗传 ” 的办法，从水源系统中选育出水源 300 粒，成为境内第一个自己选育成功的品种，表现高产优质，渤海农垦局要求单打单收，积极繁育，扩大种植面积。到 50 年代中期银坊、水源 300 粒，成为小站稻区种植的两大主要栽培品种。这是建国以后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一次更新。
50 年代末期，引入野地黄金 ( 农垦 39) 、白金 ( 农垦 40) 。 60 年代初，引入万两 ( 定名小站 101) 。
到 1965 年野地黄金、白金、小站 101 成为主要种植品种，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90% ，尤其是野地黄金品种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60% 以上。这些品种普及很快，对提高稻谷产量和品质起了很大作用。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二次更新。
60 年代中期，引进试种天津市水稻育种单位选育出的一批新品种。
60 年代末、 70 年代初，以 393 、红金、红旗 8 号、红旗 12 号、津辐 9 号、东方红 1 号、京引 33 种植面积较大，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80% ，特别是东方红 1 号品种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50% 。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三次更新。
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初期，恢复小站稻生产，品种变化比较频繁。引进天津市科研院校选育的红旗 16 ，红旗 23 ，花育 1 号， 6702 等共有 29 个品种。
1980 年，评选出红旗 16 号、红旗 23 号、花育 1 号、垦丰 5 号、中丹 2 号、喜峰、京引 47 为主要推广品种， 1980 ～ 1984 年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67% 。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四次更新。
1985 年，丰产性、抗病性好，品质优良的中花 8 号、中花 9 号、津稻 1187 、 7708 、津粳 3 号，推广面积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80% 。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五次更新。
到 1990 年，津稻 1187 、津稻 8311 、中系 8215 、中作 321 种植面积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87% 。成为区内水稻品种的第六次更新。
1990 年后，中系 8215 、中作 321 抗稻瘟病能力减退，种植面积下降。 1995 年，以种植津稻 1187 为主，并有少量中花 12 号、京花 101 。
附一－－ 周盛传议复津东水利原禀
窃盛传前奉中堂照饬，以 “ 津沽一带，地多斥卤，旱苗以咸而槁，水田自较合宜，屯田深合古法，前人及近日条陈多建此策 ” ，饬盛传等 “ 察酌情形，次第妥筹试办，以尽地利而裨防务 ” 。盛传自从事新城，往来津静南洼之交，见海河两岸，空廓百余里，地废不耕，弃为沮洳，窃尝咨嗟太息，以为：海潮一日两至，天然穿引溉田之资，而土人不知借引，深为可惜。奉饬察看，复逐处留心履勘。讯问乡农，博访昔人成法，略识历次兴修之绪，兼究后来致废之由。请略为中堂陈之：海上营田之议，自虞文靖集始发其端，至徐氏贞明而大畅其旨。元脱脱丞相、明左忠毅公，皆尝试办，著有成效。万历中，汪司农应蛟，遂建开屯助饷之议，并水利、海防为一事，与今日情势略有同者。当日以津营驻防兵丁创试于葛沽、白塘二处，后逐年增垦，开成十围。设闸穿渠，悉用海河淡水。所垦实在顷数，津志已无可考，围河形址亦多不可辨识。然仰窥当日创办之难，亦可谓苦心经营，不辞辛瘁矣 ! 我朝康熙年间，兰军门理，为津镇倡兴水田二百余顷，皆在城南就近处所，海河上游。至今，海光寺南犹有莳稻者。雍正年间，怡贤亲王修复闸座引河，多循汪公旧迹。乾隆十年及二十九年、三十六年，修治水利案内，叠次从事疏浚，而稻田迄未观成。仅葛沽一带，民习其利，自知引溉种稻，至今不绝。窃查津东南一带斥卤之区，非惟旱谷苦碱，即前人锐意兴治水利，亦旋修旋废，为时不久。其故引水河沟规制太窄，海滨土质松懈，一遇暴雨横潦，浮沙松土并流入沟，惰农不加挑挖，不数年而淤为平地，此沟洫所以易废也。南方置闸，只须嵌用灰石，铺砌牢固。海上硝土，遇水则泻，非用三合土锤炼镶底丈余，不足以御冲荡。闸板须置两层，则水不能过，泥易捞。前人建闸，或亦未尽如法，潮汐上下坍刷，日久必致倾圯垫淤，此闸洞所以易废也。熟揣历年兴废之故，因思目前变易之方。虽工费较钜，创始为难，而以现在情势度之，海沽已成重地，防军非可遽撤，水灾积患，仍岁不息，若任其土旷民散，不思彻桑未雨，补救将来，非我中堂永奠海疆、规利百世之意也。盛传窃尝就海河南岸，略加测步，除去极东滨海下梢，由咸水沽至高家岭，延长约百里广十里计算，可耕之田已不下五十余万亩。就中疏河开沟，厚筑堤埂，略仿南人圩田办法，广置石闸涵洞，就上游节节引水放下，以时启闭，宣泄田中积卤，常有甜水冲刷，自可涤除净尽，渐变为膏腴。惟屯田开河，土工最钜，即以百里计方，不下千万的。卑部有众万人，力役之劳，义应偕作，其建闸、盖屋、买牛、置器，在在需款，如中堂以为可行，拟请俟试办有效，奏定指项，陆续抽拨，期以五年，功效当可大著。至田熟之后，募人领种，或富民认垦，或流民来归，或兼南人为之倡导，则须因时立制，设法招徕，激劝经理得人，安置妥善，似不虑有耕地无耕民也。
附二－－ 周盛传详陈津东水利并拟开海运各处引河由营试办屯垦禀
窃盛传前将本年拔队、诣新城拟量、移营基、开挑引河各情形面禀，回防后，据量地委员回称，自岁内携带水平尺、长竿，由运河沿起，顺新辟大道左近，节节较量，计马厂高于新城四丈七尺五寸。盛传复亲行逐段履勘，见夫津静之交，俗所称南洼水乡，今年悉已涸出，而弥望荒废百里，内外尽为石田，益慨然于土旷民稀，非所以卫津辅，而屯政与海防相为表里，诚不可以一日缓矣。查海河引潮灌田，用淡水刷咸，去年城工之暇，试垦万亩，虽布种不多，获稻不下数千石。成效已有可观，窃尝咨考旧闻，相度形势，以为：欲溉新城附近之田，非在咸水沽建闸，增挑引河导之东下以资浇灌不可。欲大垦海河南岸之荒，非由南运建闸另辟减河分溜下注以涤积卤不可。盖水势太平，则游波宽缓，冲荡之力亦微。惟自高趋下，势若建瓴，引溜之势捷，故刷咸之力猛，乃能去咸留淤，渐成沃壤，此水土之性固然。而南运河会漳河浊流，本有石水斗泥之喻，其肥尤可化咸而成腴也。惟前人屡议添开减河，皆于静海所属权家口，其意在多一支流，杀伏秋盛涨，保运堤使无溃决而已。此次盛传愚见则拟：马厂之北，唐官屯之南，遥傍新垫大道，裁直河形，径引而东，于河头建立大闸，以时启闭，再于下流分灌处所节节建闸，束水以取冲力而免停淤，似于昔贤成议稍有不同。所以然者，前人只议分流以疏水患，故必就迤北洼下之地施工，使用力省而销路畅；盛传兼欲引甜以兴水利，故不妨就迤南平衍之地开浚，使河槽高于低洼，水小则便引溉，即遇积潦暴涨，就中塘洼略一挑浚，使自行入海，亦不难疏销。万一海潮泛溢，即于二十里外遥筑拦潮土坝，亦可抵御。此盛传两年来，往还津静相度已审之情形。以为：欲兴水田，非得海河、运河两水纵横贯注，荡涤澄清，不能大著成效者也。至减河宜闸而不宜坝，则沈联芳邦畿水利条议中分晰言之；河身宜直而不宜曲，则潘季驯 “ 逢湾取直、遇嘴切沙 ” 之说，确凿不爽。盛传体察至再，窃以历年津静积苦水灾，南粮多归海运，似无事蓄水送漕，引河之开，略无窒碍。其波水、留轴等洼，即可因势相制，圈为圩田，永除巨浸，为利更非浅鲜。惟平地生开一河，延长百余里，即以宽八丈计之，土方不下五六百万，工役烦钜。卑军月半后拔至新城，拟先将咸水沽下引河，先行挑挖，达于新城外河，分注各沟。宽约五丈，深约丈余，拉长四十余里。每营摊作二里许，约须五十余日竣工。又附城营垒，上年仓猝布扎，但取便于做工。逼城而势局促。现在拓地渐南，就耕不便，拟于距城十余里，贴新道小站旁，择定空廓大营基一所。现派弁分投搬运砖木料物，拟到新城后，即率诸将踹定地址，分筑墙垒营房，星其联布，与新城遥连一片，以张远势。新开引河，甜水萦绕于旁，设立行营买卖街，以便约束。将来春去秋还，岁以为常，即为久驻之基。期于一劳永逸。计各项布置就绪，亦将约近一月。加以展拓，新垦冀治已成熟田，一切土工层出，南运引河本年似无余力兴办。若夏秋腾挪有暇，或可在下游再行试挑一段，以后分年代挑，不求速成。幸而防军无他更调，或可因端竟委，以竟全功。
此区区愚虑，不得不先事陈明，以求裁定于中堂者也。历考畿省河道水利，所以屡兴辄废，其难约有数端：一在经费。国帑岂能数颁 ? 民捐亦难久继 —— 则筹款难也 ! 一在人工。雇之于官，则计方授值，为费过多；派之于民，闾左为虚，其势易扰，则集众难也。一在土质浮松。积潦所趋，泥砂随之而下，大汛甫过，河身因而垫淤，则抉壅去难也。一在风水牵制。本河道应行之地，愚民以伤损坟脉，妄肆阻挠；势家以吝惜田庐为浮议，致美利隳于一旦，大计阻于片言者，何可胜道 —— 则力排众惑，以求济事之尤难也。盛传以为，四者虽难，而尤难于久任 —— 前明徐尚宝贞明、汪司农应蛟，皆以任事未久罢去，致抱志而不克竟行。今卑军以防海之暇，试行屯垦，藉勇力以代役夫，人工之难既可徐办。至土松沙淤一节，尚有逆制补救之法，若挑河悉用坦坡，即少崩陷，浮土不堆河干，可免垫壅。至水行以湾缓而沙停，直捷则沙随水去，亦少积淤。今河形即取直径，再于闸之启闭，视水高下审定章程，更定为水涸时，挑取闸旁浮泥以引溜，则泥沙之患亦鲜矣。惟经费一节，现库款既艰，饷源亦绌，再四筹维，计惟于卑军下年米价银内，先请挪济，除置办农器、耕牛、修闸料物各件，业于上年先行垫办外，此后工料，动辄需款，拟请扎饬扬州粮台分局银钱所，赐将卑军来年米价酌提数成，于二、三月内分批拨解，俾得通融挪办，俟秋收有获，即将籽粒分年抵还。仍搭购南米，军士可无乏食。每岁提前借给，均于头年二、三月解津。俾得逐渐经理，设法招徕，地辟民聚，或收功于数年后耳。至风水牵制一节，海岸漫衍寥辟，本无风水可言，愚民自私其土，恐亦不免。恭读雍正五年上谕云： “ 自古治水之法，惟在其势而利导之，但恐径直之路湮塞，聿或民间既已起造室庐，开垦田亩，或且安葬坟墓，人情各顾其私，在在不知远大之计。今见于此，开浚河道，则因循规避，百计阻挠，遂致迁就纡回，别开沟洫，苟且从事，此治水之通弊也。今江南兴修水利，若水势必由之路有破坟墓，即于兴修水利钱粮内动支银两给与本人，令其改葬 ” 等因。大哉王言，实能洞烛至隐。卑部拟挑南运引河，如蒙批准兴工，拟请中堂先行奏明立案，预杜浮言。此次所开咸水沽引河，约有民田二里许段落，将来丈清折价，以后拟垦，俯赐拨发，以顺舆情，而示体恤。或亦破除群疑之一道乎。
附三－－ 李鸿章原批
据禀，测量新城地基，低于马厂四丈七尺有奇。欲溉附近之田，非在咸水沽建闸，增挑引河导之东灌不可。如大垦海河南岸之田，非由南运建闸，另开减河分留涤卤不可。规划甚为远大。惟拟就唐官屯之南，新垫大道之旁，裁直河形 —— 河身太直，运河盛涨下注时，恐非逐节建闸所能束住。且遇积潦暴发，若就中塘洼淀略浚，疏销入海，似彼处距海尚远，东南闻有土封砂隆起，坚结异常，仓猝挑通，亦颇不易。宜再察夺利病，详加审慎为要。该军望后拔至新城，先挑咸水沽引河，并分筑墙垒营房，展拓新旧营田。布置稍定，夏秋再由下游试挑南运河减河一段，节节而上，以后分年代挑。仰即次第妥细筹办，绘呈图说，查核后行。天津吴道，暇时前往该处，会同履勘定议。畿辅水利不兴，民物日益凋敝，海防亦难周密。四难之说，极为中肯。诚以该军试行屯垦，经费工力较省，久而勿懈，可底于成。实于国计民生，两有裨益。但一切作用，务须博访周咨，谋定后动。善始者尤贵善终，庶可经久不废。现拟南运引河一路俱系荒地、闲田，坟庐较少，若有坟庐，当与妥商迁徙，酌给迁费。
附四－－南运减河靳官屯闸记
靳官屯曷而设闸也 ? 以有减河故。南运河又曷为而开减河也 ? 津郡处九河下游，三淀既湮，有川而无泽，三岔河为诸水交汇之区，每当伏秋盛涨，众流会萃数百里，浩淼汪洋，一望无际，不有河以分之，其患不止。余于上年，曾在三岔河以北之陈家沟添开减河一道，别通北塘以入海，亦止可稍杀北运河之水势。而南运河上承山东、河南、山西汶、卫、漳诸大川之水，源远流巨，泛滥湮没，往往有害民生，其患尤倍于他水。从前，如四女寺、哨马营、直境捷地、兴济等处，共开有减河四道，以资分泄。无如岁久未修，河道多废，仅存捷地一减河，水患更甚。光绪五年，饬天津道等勘察水利，往复相度。据查津城东南，由青县之靳官屯，经盛军所住之新农镇，至西大沽以出海，最为顺轨，非特山东之德州以下，如交河、东光、沧州各处均免水患而盛流畅泄，即大清、子牙诸水涨时，亦由此掣泻。是减河之开，较前此四女寺、哨马营各处，尤为因势利导而出水益便。其下游津、静之交俗所称南洼，弥望百里内外，尽为石田，亦可引淡刷碱，俾曩时不毛之地得以繁其生植。盖南运河会漳河之浊流，本有石水斗泥之喻，俾得导引以资灌溉，其肥自能化碱以成腴，既杀盛涨，亦涤积卤，均于减河是赖。不独此也，津地迤西至东，仿南方稻田之制，广为开辟，其阡陌纵横，河渠复绕，尤堪限戎马之足，于海防局势亦不无裨益，所谓一举而三善备焉。规划既定，爰集准练军三十余营，分段挑浚。盛军既列戍青县之马厂，迤逦至津属之新城。即饬周提督盛传统率该军领袖其事，通力合作，至六年夏间工竣。于是建石质双料五孔大桥闸于靳官屯河头，以资启闭。沿河分建石铁柱板桥四道，以便行人。计河长一百五十余里，其下游横河六道，各长数里，沟渠左右萦带，旁流分注，使入海之尾闾益畅，均归盛军始终经营。此地方百世之利也，独是有其举之莫之敢废。此闸为全河关键，尤在后之人修葺以时，无 使圮坏。承乏是邦者，尚其念畿辅之水灾，农田之乐利，与夫海防之形要，无令此河此闸等于四女寺各处之减河，日久淤塞，而失前人创始之美意，则幸甚。是为记。